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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太普法｜企业税负率知多少？

　　01　　了解税负率的意义　　现在有不少企业已经进行了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而所得税税负异常金税四期可能会出现预警，给企业带来不小的风险。所以自查企业税负提前预防税务风险还是有必要的。　　02　　税负率的概念　　税负率一般指企业在某个时期内某项税费占营收的比例。常用的税负率为增值税税负率和所得税税负率。　　03　　税负率的计算　　增值税税负率＝当期应纳增值税/当期应税销售收入×100%　　所得税税负率=应纳企业所得税额/应税销售收入×100%　　比如，某公司23年不含税销售收入400万，相关可抵扣的成本160万，（均为不含税）23缴纳企业所得税2.4万，则该公司23的税负率就是：　　当期应纳增值税额=400×13%-160×13%=31.2万元。　　增值税税负率=31.2÷400×100%=7.8%。　　所得税税负率=2.4÷400×100%=0.6%　　04　　税负的相关问题　　（1）税负率有固定标准吗？目前并没有固定、统一的税负率。即是相同行业，也可能因为不同的收入结构、采购配比、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等等而导致税负率有所不同。　　（2）税负率就是低就一定有问题吗？不一定！实际工作中，如果税局系统会出现预警提示，这时税务机关往往会要求企业进行自查。企业若能给出合理的解释，经税务机关核实情况无误之后，则解除预警。　　本文作者

2024-07-04

洛太普法｜由案件浅谈建设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

　　基本案情：2013年8月10日，甲乙两公司签订了一份《供货及安装合同》，约定由甲公司承建某小区七栋住宅楼的风管制作安装项目，工期自2013年8月11日至2013年9月25日，合同价款为19万元。自签订合同以来，均是甲公司负责人张某与李某保持联系，工程款结算及支付均是二者之间进行，李某本人向张某自称其挂靠在乙公司。该安装项目如期完工，乙公司在支付6万元工程款后，尚欠13万元未支付。甲公司向乙公司和李某多次催讨该工程欠款，二者均以各种理由拖延支付。2023年甲公司在多次索要无果后向安装工程项目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诉请乙公司和李某偿还拖欠工程款13万元和相应利息。　　本案件中，一审二审法院确定其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法院确定其案由为承揽合同纠纷，笔者是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案由申请的再审（递交再审申请书时又被改回了买卖合同纠纷）。即便是同一个工程项目，不同的法院对案由认定时也不尽相同，案由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管辖法院的确定。结合本案，笔者就建设工程合同及承揽合同进行浅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八十八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的客体是工程，这里的工程是指土木建筑工程和建筑业范围内的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及大型的建筑装修装饰活动，主要包括房屋、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桥梁、矿井、水库、电站、通讯线路等。笔者认为这些工程的共同特征是前期需要规划设计后期需要工人依据图纸进行现场施工建设，此类工程一旦完成一般为不能移动的固定建筑或设备设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之所以适用不动产纠纷的专属管辖，也是与这些工程“不动”的特征相一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由建设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当事人，只能约定由不动产所在地即建设工程所在地法院管辖，不能约定其他法院管辖，否则约定无效。　　根据本案例中的《供货及安装合同》，甲公司提供斜流风机、风机控制箱、消防双速排烟风机、壁式排气扇、多叶送风口、排烟防火阀之类通风设备和特别制作的风管等并根据图纸在现场进行安装，这些隐蔽性工程的安装可以归于大型的建筑装修类活动，笔者认为该合同更倾向于建设工程合同。甲公司的这个施工项目包含有大量通风类设备，甲公司对这些设备做出了明确的报价，但上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价款并不仅仅是这些通风类设备的销售价格，所以甲乙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并不是简单的买卖纠纷而是包含有大量隐蔽性现场施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具体案由的确定以事实为准，一般由法院认定。但本案件的案由不管是买卖合同纠纷、承揽合同纠纷或者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均不能影响法院根据事实依法作出判决。　　承揽合同是一种广义上的劳务合同，承揽工作具有特定性，如修理汽车、裁剪制作衣服。承揽包括但不限于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印刷、翻译、拍照、测绘、鉴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七十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的再审法院认定甲乙公司之间签订的是承揽合同，甲公司和李某均是案涉承揽合同的主体。再审法官更侧重于甲公司在整个工程环节中的加工、定作劳务方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性质上属于特殊的承揽合同，二者并不是对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零八条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承揽合同的“合同履行地”通常是指“合同规定履行义务的地点”，也即义务清偿地点。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直采用特征履行地的规则来确定管辖。特征履行说认为：在双务合同中，当事人双方各须向对方履行义务，其中一方的义务通常是交付物品、提供劳务等，而另一方的义务则通常是支付金钱。通常认为，在这两种履行中，交付物品、提供劳务等的非金钱履行为特征履行，因为它们体现了该合同的特征。　　根据本案，不管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还是承揽合同纠纷，案由界定的不同并不会影响法官根据事实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定。　　本文作者

2024-07-03

洛太普法｜简析枪手代笔行为

　　随着大众文化娱乐越来越丰富，社会的开放化程度越来越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枪手代笔行为，因此也产生了诸多的法律问题，如与枪手之间达成代笔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因枪手代写产生的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等。下面，我们就从不同类型的作品来分析一下，“枪手”代笔行为的定性。　　01　　普通小说、散文、剧本等文学作品的代笔如何定性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九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　　如果将枪手代笔行为视为是委托枪手创作作品的一种委托合同关系，那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这种行为属于合法行为。但是基于枪手代笔往往枪手本人是作品的创作者，署名却并非署枪手本人的名字，也就是说枪手代笔行为往往枪手将作品的署名权也一并转让给了他人。而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署名权作为一种人身权利，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转让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就再次影响了枪手代笔协议合法性的成立。因此也导致了该问题的复杂性。　　可能也有人认为，作者不但有权署真名、署笔名，还可以不署名，甚至还可以“署假名”。既然“署假名”都是署名权的一种行使方式，那么为什么不能将“枪手代笔”看成是作者“署假名”？但是本文作者认为，这种理解完全是在曲解“暑假名”的真正含义。署他人的名字和“暑假名”完全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因此，本文作者认为，枪手代笔行为和其双方达成的协议本质上并不合法。知识产权也属于民法的调整范围之一，枪手代笔在实践当中也有违公序良俗，不符合《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02　　发言稿等报告类作品的代笔性质认定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　　第十三条除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外，由他人执笔，本人审阅定稿并以本人名义发表的报告、讲话等作品，著作权归报告人或者讲话人享有。著作权人可以支付执笔人适当的报酬。　　《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是：“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作者。”　　也就是说，由自然人发表的报告类、讲话类作品，可以由他人代笔，而著作权归属于终发表报告和讲话的人。　　03　　自传体作品的代笔性质认定　　自传体作品的代笔在现实生活中多有发生。大部分明星和伟人可能都会选择将自己的经历讲述给文学造诣较高的人，由他们代笔完成，由此来提供自传体作品的可观赏性。因此关于该种作品代笔的性质认定，《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也做出了十分明确的指引。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　　第十四条当事人合意以特定人物经历为题材完成的自传体作品，当事人对著作权权属有约定的，依其约定；没有约定的，著作权归该特定人物享有，执笔人或整理人对作品完成付出劳动的，著作权人可以向其支付适当的报酬。　　04　　学术论文的代笔性质认定　　学术论文是实际的研究成果呈现，因此代写学术论文由他人代笔往往可能涉及科研诚信问题。教育部将“为他人代写论文”的行为定义为“学术不端行为”。中国科协等七部门更是联合印发“五不准”规范学术论文发表，“五不准”包括不准由“第三方”代写论文；不准由“第三方”代投论文；不准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不准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不准违反论文署名规范。“五不准”中所述“第三方”指除作者和期刊以外的任何机构和个人。　　但是从法律层面上，代笔学术论文一旦产生著作权的归属争议，该如何认定，对此笔者的观点与第一点中“普通小说、散文、剧本等文学作品的代笔如何定性”的观点是相同的。如果法律明文规定作者可以转让署名权等著作精神权利，则无异于法律支持论文定制人可以通过合同的形式出资买一个作者的身份。如此一来，花钱雇人写几篇学术论文、几本专著就成了“专家”，花钱请艺术大师代画几幅画又摇身一变成了“画家”，且全无被指控为“剽窃”的风险。这不仅会导致相关法律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也是对社会的欺骗、对读者的愚弄、对神圣法律的嘲讽。　　本文作者

2024-07-02

洛太普法｜交通事故中车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探究

　　01　　案例概要　　2022年8月18日张某驾驶奔驰牌小汽车（2021年3月购买，价值50万元）与胡某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载明：“此次事故胡某负全责，张某无责任。”同时经奔驰4S店确认，奔驰小汽车除发动机完好外，其它部件均损坏，需要修理。随后张某将胡某诉至法院，请求其赔偿修理费、车辆施救费、替代交通费、车辆贬值损失费......　　热点问题：张某请求胡某承担车辆贬值损失费的依据是什么？法律是否有相关规定？法院会支持张某的诉求吗？　　02　　社会裁判观点　　（一）车辆贬值损失属于间接损失，不予支持。该观点认为衡量损失时应当先考虑车辆修复后的使用功能，而非今后对车辆交易带来的影响；其次权利人的车辆属于自用车辆，目的在于实现其使用价值；该车辆经过修理，更换部分零件同时产生旧部件更新之溢价。　　（二）事故车辆出售价值必然减少，导致权利人合理预期利益减损，故应予支持。该观点释明车辆贬值损失应予支持，同时由于权利人诉求仅依据二手车交易网等查明贬值损失具体价值，故法院认为该参考依据不足以证明车辆贬值实际损失，在自由裁量权下支持部分贬值损失费。　　（三）车辆贬值损失是实际损失、直接损失，应予支持。该观点表明交通事故造成车辆贬值损失是客观事实，并且经过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确定了贬值损失的具体价值。虽然《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只列举了四种应当赔偿财产损失的情形，但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法律法规并未禁止对这四种情形之外的财产损失进行赔偿。故车辆贬值损失应予支持。　　03　　笔者观点　　第一，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之规定，权利人遭受财产损失的，以实际损失为准进行完全赔偿，符合填平原则的民法原理。　　第二，车辆贬值损失是客观存在的。发生交通事故后，车辆的实际使用价值得以修复，但是其车辆的机械性能、安全性能等都难以恢复至原配置状态；其次交易时折旧程度一致的车辆，事故车俩的价值明显低于其它车辆；因此车辆贬值损失是客观事实。　　第三，车辆贬值损失是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车辆贬值损失实际是交通事故中由于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财产权力的直接财产损失，属于一种“无形的损失”。　　第四，车辆贬值损失应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当交通事故比较严重时，车辆损害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存在车辆贬值损失；一般的车辆损失经过修理是不存在车辆贬值损失的。而车辆贬值损失的数值是一个专业问题，必须经过专业评估机构的评定，而不是一般人的认识或者法官的自由裁量。因此受害人对于车辆贬值损失的数值，必须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或者申请法院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司法鉴定。评估机构根据市场行情、车辆损害情况、车辆新旧程度等作出专业评估。　　综上所述，张某的车辆贬值赔偿请求的法律依据如上，同时车辆贬值的具体数值应当经过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04　　法条汇总　　《民法典》第二百三十八条物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依法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依法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过错责任原则与过错推定责任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　　（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　　（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　　（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　　本文作者

2024-06-28

洛太普法｜《教义刑法学》（三）行为论

　　"　　推荐语：　　《教义刑法学》一书是陈兴良教授编写的一门为刑法专业法学硕士研究生开设的刑法课程，以讲授刑法总论，尤其是犯罪论为主。本书以教义或曰信条（Dogma)为核心意念，以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为逻辑框架，采取专题研究的方式，在相当的深度与广度上，体系性地叙述了刑法教义的基本原理，充分展示了以教义学为内容的刑法学的学术魅力。教义学意义上的刑法学，就是本书所谓教义刑法学。　　"　　第三章行为论　　犯罪是什么？　　我国——将犯罪界定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是其本质特征。　　德日——犯罪是指构成要件该当、违法、有责的行为，主要研究刑法中的行为。　　01　　行为论概述　　（一）行为的概念　　“无行为则无犯罪”　　但刑法学中长期以来也存在着“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之争。但是行为和行为人在一部刑法中是不可能绝对分离的。　　大塚仁：“作为犯罪概念基底的，首先是行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而且有责的行为为犯罪”。　　作为犯罪概念基底的行为是刑法评价的对象“裸的行为”而不是刑法规范中的行为概念。【裸的行为：是指行为是刑法评价的客体而非结果，从而使得行为与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加以区分，但是其也绝对不是纯物理的行为，因为人的身体行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因此在刑法评价前，已经经过社会评价。】　　陈兴良：“行为是犯罪的基础，也是犯罪的本体性要素”，“在犯罪概念中真正应当研究的是行为，犯罪概念论应当向行为论转变，这是我国刑法学学术路径的应然取向”。　　通过三点理解“行为概念”：　　1.行为是行为人的作品，它可以归责于行为人；　　2.行为是价值评价的结果，是社会评价而不是刑法评价；　　3.行为是形势政策的载体，具有排除“无非行为”的作用。　　（二）行为的体系性地位——行为论与犯罪论体系的关系如何处理　　1.肯定说——主张将行为纳入犯罪论体系　　（1）四分说：行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四阶层犯罪论体系　　（2）三分说：行为、违法性（包括构成要件该当性）、有责性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　　（3）三分说：构成要件该当性（包括行为）、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　　2.否定说——将行为论与犯罪论体系并列　　将行为作为犯罪概念的基底性要素加以讨论，犯罪论则坚持构成要件该当性（不包括行为）、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　　否定说代表人物：德国贝林、罗克辛。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新古典派的犯罪体系、目的行为论的犯罪体系在行为论的体系性地位这一问题上观点一致——始终把行为作为犯罪的基底，行为论与犯罪论并列，逻辑上行为论先于犯罪论，行为概念贯穿犯罪论体系。　　肯定说代表人物：日本小野清一郎。主张将行为纳入构成要件，从而把行为论意义上的行为与构成要件意义上的实行行为合二为一。这种观点在逻辑上具有难贯通之处。行为论是行为存在论，犯罪论是行为属性论，二者是截然可分的。行为存在论涉及的是行为有没有的问题，为刑法评价提供客体；行为属性论涉及的是构不构成犯罪的问题，完成定罪使命。　　陈兴良教授似乎认同否定说观点，正如罗克辛所言“行为是全部应受刑事惩罚的举止行为的表现形式的上位概念，它贯穿于整个定罪。”　　基于此陈兴良教授提出两个例子：一是意外事件，是在具备了行为，进入构成要件以后，进而判断是否存在过失的问题，在有责性阶段予以排除的问题；二是不可抗力，是没有行为的问题，根本不应当进入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　　（三）行为的机能　　1.基本要素的机能——逻辑意义的机能　　在刑法判断的范围内，作为论述性确认或者规范性评价而考虑的所有宾语和附加语，都必须回溯到行为这个共同概念之上。　　2.结合要素的机能——体系意义的机能　　行为概念是构成要件、违法、有责这些要件的连接因素。　　3.界定要素的机能——实际意义的机能　　把刑法上完全不重要的形式不视为行为，一开始就将其置于刑法考察范围之外。　　02　　行为的理论（行为论）　　（一）历史上经历了存在论的行为论到价值论的行为论的演进。　　存在论：自然行为论、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　　价值论：社会行为论、人格行为论　　方泉对上述演变的描述:“行为观念中的物理因素逐渐消减，规范要素、评价要素逐渐增多，行为概念的解释力也随之提高”，“存在论的行为论从物理空间的实证意义上认识行为，从行为的外部特征或者内在特征判断行为，仅局限于行为本体；价值论的行为论从一定的价值意义上界定行为，在理解刑法中的行为时需在人之外引入价值评价或者规范评价因素。”　　存在论和价值论成为观察行为的两种方法论。　　（二）多种行为论的辨析　　1.因果行为论　　代表：古典学派和以李斯特为代表的新刑法学派　　观点：从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出发将行为解释为身体运动，即客观上的举止性，该行为造成的外部世界的改变就是结果，二者之间存在因果链条联系，因此是因果行为论。因果行为论注重外部行为的变动即结果，具有客观主义的性质。　　缺陷：不能解释不作为犯罪　　2.目的行为论　　观点：将对行为的关注从客观外在的身体举止转移至主观内在的目的活动。主要是目的对于行为的支配性，即人的行为不是单纯的意志支配的因果过程，而是有目的的活动。　　发展：目的行为论充满主观能动性，使行为论从客观主义转向主观主义，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因果行为论的机械性。　　缺陷：无法解释过失犯罪　　因果行为论和目的行为论都存在解释力不强的缺陷，源自其存在论的性质。存在论用自然主义的眼光客观地看待世界，把事物看作是一种自在之物。只看到了行为的物理层面，因而难以对行为做出合理的说明。价值论的提出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存在论的不足。　　3.社会行为论　　代表：施密特首先倡导，德国耶赛克　　观点：以规范要素弥补存在论的不足，并不是对存在论的完全否定。在因果行为论的行为定义中引入社会性要素，发展成社会行为论，因此偏向刑法客观主义。因此刑法中的行为不再是纯自然现象，而是具有社会重要性的现象，这种社会重要性则要根据规范来加以界定。社会行为论给“不作为”与“作为”提供的上位概念是“人的态度”。因此社会行为论界定行为时，有两个关键词：一是社会重要性（规范要素）。二是人的态度（实体要素）。　　缺陷：社会重要性（社会意义）的判断是相对的，其能否作为行为的本质属性也值得怀疑，因此罗克辛指出社会行为论界定的是行为的性质，而不是行为。　　价值论是新康德主义的哲学观点，代表人物是文德尔班。价值论的提出意味着一场方法论的革命：存在论关注的是“是”与“不是”，看到了行为的事实存在一面，但没有看到行为规范存在的一面，因此是片面的；价值论关注的是“应该”与“不应该”，在行为概念中引入了规范评价要素，较好地解释了不作为的行为性。　　4.人格行为论　　代表：德国罗克辛、日本大塚仁　　观点：人格行为论是对目的行为论的价值补充，偏向刑法主观主义。人格行为论是把行为看作是人格的外在化，是对行为起支配作用的东西。人格是真实的自我，隐藏在人背后，对人的举止行为起到某种支配性。　　大塚仁主张人格行为论属于存在论，罗克辛主张属于价值论，陈兴良主张价值论。　　5.规范行为论　　观点：否定的行为论，否定是指对事实性要素的否定。因此否定的行为概念是一种没有行为的行为概念。完全否定行为的事实性要素，完全肯定行为的规范性要素，因此是一种规范性的行为论。　　罗克辛把否定的行为概念的核心观念称为“可避免原则”，即应当避免不避免就是行为。类似于英美中的“控制原则”　　缺陷：消解了行为的事实性，虽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使“无行为则无犯罪”的法律格言流于形式，潜藏着对法治的破坏。　　总的来说：刑法上的行为论始终在事实与价值之间纠缠不清，从行为论的发展趋势上来说，以事实性要素为主，以价值性要素为补充的综合行为论，例如社会行为论和人格行为论更有说服力。　　03　　行为的构造　　（一）体素　　行为的举止性，表现为身体的动静，是从客观方面考察行为，但是要区别于因果行为论。行为的体素不完全表现为行为的有体性（因果行为论仅仅关注行为的有体性）。刑法学中讨论的行为性问题，不是指行为的有体性，应是指具备行为的体素。行为的体素应当从事实和价值两方面加以论证。　　1.不作为的行为性　　“无行为则无犯罪”是基础。因此不作为犯罪的不作为只有解释为行为，才能为犯罪提供基底。　　前述五种行为论在解释不作为的行为性问题上都存在缺陷，不足取。陈兴良教授提出一种“综合解释论”，其重点在于关注“社会的规范评价”和“行为人的态度”两个方面：　　社会规范评价——在这个层面上，不履行自己应当履行的义务的不作为与作为一样是一种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不作为与作为具有等价性。　　行为人的态度——不作为物理意义上是“无”，但是这种状态本身受到行为人主观意志支配，因此在人的态度上则是“有”。　　因此，不作为具有行为性，是刑法中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　　2.过失行为的行为性　　忘却犯（过失的不作为犯）是各种行为论的试金石。　　因果行为论和目的行为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忘却犯。　　社会行为论，人格行为论，规范行为论则能够予以解释。　　3.思想犯罪的排除　　思想犯罪，即主观归罪，是罪刑擅断的必然结果。　　贝卡利亚首先开启了对思想犯罪的清理，贝卡利亚批判了以意图衡量犯罪的标尺与以罪孽作为处罚根据的专制刑法制度，强调法律不处罚犯意，由此确立了刑法客观主义理论。　　马克思，李斯特等都充分强调了行为作为犯罪基底的重要性。因此，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是排斥思想犯罪的，行为的体素是排斥思想犯罪的第一道门槛。　　4.言论犯罪的界定　　言论犯罪，即根据一个人的言论定罪。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的宪法权利，原则上禁止以言入罪。但是言语也要加以区分：单纯的思想表露则不能入罪；但是言语侵犯了他人权利，或教唆或煽动等则言论可成为罪体。　　（二）心素　　行为的心素，是指行为的有意性，主要表现为主观意思。　　心素——行为是基于行为人的意志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因而可以把某一行为归责于行为人。　　罪过心理——对构成要件结果的故意或者过失。　　行为是否包括心素，即刑法上的行为是否仅限于有意识的行为：　　1.身体动作说——行为是单纯的身体运动或静止，主观意思不是行为的构成要素　　2.有意行为说（陈兴良）——行为必须是有意识的行为，单纯的身体动作缺乏意思要素，不论结果都不是刑法上的行为。　　3.目的行为说——不仅是有意识的举动，而且是有目的的举动。　　有意行为说可以将不具有有意性的行为排除在刑法之外：　　1.无意识参与作用的反射动作　　2.受他人之力直接强制，无法抗拒，主观意思决定和意思活动完全被排除或者支配下的机械动作　　3.睡眠中或无意识中的动作或者静止　　4.因病抽搐，或触电、注射导致的痉挛　　5.手脚被捆绑而欠缺行为可能性的静止　　但是在某种情况下，行为是否具有有意性，在认定上存在疑难，原则上只要没有外力作用或者内因导致丧失意志自由的情况，就应当推定行为具有有责性：　　1.自动化的行为，即形成肌肉记忆的行为　　2.冲动行为　　3.受到间接强制行为　　行为与非行为的判断有时是相当困难的。在某些情形中，行为与非行为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可分的界限。　　本文作者

2024-06-25

洛太普法｜刑事案件可以缺席审判吗？

　　办理的一起刑事案件，其中一名被告人拒收法院开庭通知，更是叫嚣我不去开庭，这个庭就开不了，法院就不能判决！真的是这样吗？刑事案件必须被告人到庭才可以开庭审判吗？不是的，这是对刑事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错误理解。刑事案件同民事案件一样，也可以缺席审判。　　01　　可以缺席审判的情形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章和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章专门对缺席审判程序进行了规定，可以缺席审判的情形：　　1、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2、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的案件；　　3、经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　　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案件；　　以上四种案件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5、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时缺席审判；　　因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中止审理超过六个月，被告人仍无法出庭，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申请或者同意恢复审理的，人民法院可以在被告人不出庭的情况下缺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　　6、被告人死亡情形下缺席审判；　　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人民法院经缺席审理确认无罪的，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02　　缺席审判辩护权的行使及保障　　人民法院缺席审判的案件，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本文作者

2024-06-20

洛太普法｜医生救人反被罚，看“法”与“德”如何平衡

　　近日，南方医科大学发生了教师因救人上课迟到而被处罚的事件，我们看到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以及社会对于法律程序的追求。这一事件让我们重新审视当前的法律规定与社会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思考如何更好地改进法律制度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事件的情况是这样的：南方医科大学的一位教师因为救治病人而未能按时上课，结果受到了学校的处分。根据报道，该教师在上课前紧急处理了一位危重病人的状况，导致迟到29分钟。虽然这位教师的行为是出于救死扶伤的高尚目的，但学校依旧按照现有的规章制度对其进行了处罚。此事一经曝光，立即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从法律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的法律确实对见义勇为有一定的保护措施，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本次事件所示，仍然存在解释和应用上的困难。因此，相关法律条款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以便更好地保护那些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帮助的人。例如，应当在立法中加入明确的“好人”免责和救助条款，确保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时，行为人不会因为救人而遭受不当的处罚或责任。　　本事件中，学校终处理决定虽然考虑到了教师救人的特殊情境，但仍对其进行了处分和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行制度的刚性和缺乏人情味。因此，建议通过立法加强对类似情况的保护措施，确保法律既能维护规则的严肃性，又能兼顾人性的温暖和道德的考量。　　同时，为了增强公众对法律的信心，还需要从教育和宣传入手，普及法律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在见义勇为时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且，加大对错误法律应用的监督和惩处力度，保证法律的正确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既有规矩又不失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　　此次南方医科大学的事件不仅是一个个案的讨论，更是一个关于如何在法律和社会道德之间找到平衡点的深入反思。通过不断优化我们的法律体系，我们可以期待在未来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有温度的社会法治环境。　　本文作者

2024-06-19

洛太普法｜城镇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及附属房屋后遭遇违法强拆，买房人是否能够获得行政赔偿

　　引言　　农村宅基地及附属房屋可以转让，但必须符合相应条件。现实中，仍存在大量农村宅基地及附属房屋的私下买卖行为，但该种买卖行为遇到后期房屋拆迁或征地后，购买者通常无法获得相应拆迁补偿及行政补偿，即使行政部门存在违法拆迁行为，购买者通常也无法获得行政赔偿。　　01　　首先，农村宅基地转让需要符合法律相关规定　　1、宅基地和房屋取得合法，建房取得了宅基地使用权证，并办理了相关的用地和规划审批手续。　　2、转让人拥有长期稳定的居住场所。　　3、经过村集体同意，转让需要征得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的同意，双方不能私下转让。　　4、在村集体内部转让，只能在村集体内部进行流转，不得向外村村民和城市居民转让。　　5、符合“一户一宅”原则，不能转让给在村内已有一处宅基地的村民。只能转让给在村内立了户，但没有分配到宅基地或者原来宅基地面积没有超出标准的农户。　　6、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单独转让，必须和附属建筑一起转让。　　02　　基于以上转让条件，若城镇居民前往农村购买小产权房屋被违法强拆后，无法获得行政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人民法院　　行政赔偿裁定书　　（2020）高法行赔申872号　　案情摘要：2010年，高某与村民赵某A、赵某B分别签订《联合建房协议书》约定由高某出资，赵某A、赵某B提供自己位于原X区的宅基地共计750平方米联合建设房屋。2012年12月，三人联合建成一栋十四层楼房。2016年4月，执法局经巡查发现三人未经规划部门批准，擅自在海坡村建设上述涉案房屋，责令赵某A、赵某B三日内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2017年3月2日，高某与刘某签订《“合同权利”转让协议》，载明虽然高某与赵某A、赵某B于2010年6月签署了《联合建房协议书》，但实际投资人是高某、刘某、宋某三人，为便于维护三方整体权益，高某同意将其与赵某A、赵某B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书》中的合同权利全部转让给刘某，并由刘某作为合同的新主体，全权开展维权活动。2017年3月28日，天涯区执法局强制拆除了涉案房屋公寓。　　为此，2018年3月12日，刘某分别提起行政诉讼。其中一案请求确认天涯区执法局作出的处罚决定违法，另一案请求确认天涯区执法局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其房屋重构的损失XX元。2018年8月31日，城郊法院对上述两案分别作出（2018）琼0271行初126号、127号行政判决，认为：涉案房屋属于XX区范围内，该房屋建设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于违法建筑，天涯区执法局作出的83号处罚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天涯区执法局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据此，两案判决均驳回了刘某的诉讼请求。刘某不服两案判决，向三亚中院提起上诉。　　后二审法院维持，刘某申请再审，省高院认为，三亚市政府作出的194号海坡村征收决定已被（2017）琼02行初46号生效判决确认违法，《联合建房协议》明确约定由高某进行投资，以赵某A、赵某B的名义在农村集体用地上建设久久公寓，高某拥有其中部分房屋的产权，该《联合建房协议》目的实际上就是变相买卖土地及房屋，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已被（2019）琼民终145号民事判决认定为无效合同。　　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高某不能根据《联合建房协议》主张其对久久公寓享有物权；刘某通过与高某签订《“合同权利”转让协议》继承了高某在《联合建房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即刘某对久久公寓由始至终既不享有《联合建房协议》中约定的高某享有的房屋所有权也不享有其主张的所谓的“用益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之一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对其人身权或是财产权造成了损害，即如果没有对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不产生国家赔偿责任。如前所述，刘某对久久公寓并不享有合法权益，其诉请三亚市政府因违法征收行为赔偿财产损失XX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对此，高院不予支持。　　后案件进入高院审理，高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本案中，案涉房屋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违法建筑、刘某、高某并非案涉房屋所在地的海坡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高某与赵某、赵某合作建造案涉房屋，并未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情形，无权获得赔偿，故刘某亦无权取得国家赔偿，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刘某的再审申请。　　03　　裁判分析　　首先，从普通征收行为上看，征收是某些行政机关和被征收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即行政机关有要求被征收人让渡房屋所有权的权利，被征收人有交出房屋所有权的义务。私人房屋不论是通过买卖或者建造来说，房屋上是有一个所有权存在的，物权所有人可以由此来对抗他人。而征收属于政府部门通过权利与责任关系，消灭了被征收人在房屋上的所有权，同时生成政府对房屋权利与相对公民交付房屋的义务。　　公民基于所有权的逻辑而拥有房产，就拥有着对抗侵犯该所有权的权利，但政府基于法律与公共事务的需要而进行征收，也就调整了政府与被征收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因此，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名分而征收时，就是落实这种权力与责任关系从而免除自己对私权的义务，使得公民不能以私权的名义来对抗政府征收。同时，基于公权利和私权利平衡等基本原则，在进行征收的同时，也设定了政府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的义务，确认了被征收人要求补偿的权利。　　但是，征收以及补偿属于后置行为，前置基础，即房屋所有人所有权来源的正当性以及合法性必须保证。在普通情况下，自建房屋与买卖房屋在符合一般规定后均可以获得完整合法的所有权，而宅基地属于国家土地管理法明文规定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获得房屋所有权的特殊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7）71号〕规定，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　　本案中，宅基地购买人刘某系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因此，在刘某不符合农村宅基地的购买条件下，其签订协议实质上属于变相买卖土地及房屋，案涉房屋也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违法建筑，刘某也就不能通过该协议获得房屋所有权以及对应的被征收人要求补偿的权利。因此，刘某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情形，无权获得赔偿。　　04　　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一百五十三、二百零七、二百零八、二百零九、二百六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　　《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本文作者

2024-06-18

洛太普法｜一方迟延开具增值税专票的行为是否会导致另一方的税额损失

　　01　　基本案情　　甲乙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由乙方作为供货商入驻甲方的政府采购网络平台，乙方从平台接取订单，按订单供货，甲乙双方按照协议约定结算。合同履行完毕后，甲方拒不支付质保金，乙方诉讼至法院。　　庭审中甲方提起反诉，称合同约定，乙方需要在甲方接收订单的当月开具进货发票给甲方，否则因开票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因乙方跨月开具发票，甲方无法进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造成甲方损失，应从质保金中扣除。　　一审法院判决甲方支付乙方质保金，同时乙方支付甲方税款。　　乙方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审理过程中，甲乙双方达成调解，甲方支付质保金，乙方撤诉。　　02　　律师观点　　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正常进行税额抵扣，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从未提出过异议，且甲方按照发票金额向乙方支付货款，合同已履行完毕，乙方迟开发票的行为并未造成甲方损失。合同约定与合同履行不符，以实际履行为准，甲方与乙方的行为已构成对合同条款的变更。　　03　　答疑解惑　　1.迟延开具增值税专票是否影响甲方进项税额的抵扣？　　不影响。　　首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45号）第一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2017年1月1日及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取消认证确认、稽核比对、申报抵扣的期限。纳税人在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应当通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对上述扣税凭证信息进行用途确认。”因此，不会因为乙方迟延开具增值税专票就导致甲方无法抵扣。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四条：“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乙方向甲方迟延开具增值税专票，即使甲方当月无足够的销项税额用于抵扣，不足的部分仍可以结转至下期继续抵扣。综上，只要乙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票不存在法定不可抵扣情形，均不会影响甲方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进而造成税额损失。　　2.乙方迟开发票行为是否会造成甲方的税额损失？　　经与二审法官沟通：如果甲方及时抵扣则并未造成甲方税额损失；如果甲方并未抵扣，则会造成甲方税额损失，根据合同约定，损失由乙方承担。　　04　　律师提醒　　1.商事主体从事商事活动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避免产生纠纷；　　2.商事主体从事商事活动应以诚信为本；　　3.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应注重证据的收集。　　本文作者

2024-06-13

洛太普法｜《教义刑法学》（二）罪刑法定主义

　　"　　推荐语：　　《教义刑法学》一书是陈兴良教授编写的一门为刑法专业法学硕士研究生开设的刑法课程，以讲授刑法总论，尤其是犯罪论为主。本书以教义或曰信条（Dogma)为核心意念，以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为逻辑框架，采取专题研究的方式，在相当的深度与广度上，体系性地叙述了刑法教义的基本原理，充分展示了以教义学为内容的刑法学的学术魅力。教义学意义上的刑法学，就是本书所谓教义刑法学。　　"　　第二章罪刑法定主义　　罪刑法定原则是重要的原则，也可以说是原则中的原则。　　01　　价值蕴含　　（一）形式理性　　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相对。　　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是一种客观合理性与手段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是一种主观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处于一种永远无法消解的紧张对立关系之中。立法的使命是将实质合理性转化为法律规范，进而转化为形式合理性。而司法的职责是将法律规范适用于个案，因而应当恪守形式合理性。由于立法的局限性与司法的被动性，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如古人云，人之情无穷，而法之意有限。在刑法当中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立法能力的有限性与犯罪行为的无穷性，以及刑法典的稳定性与犯罪现象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而罪刑法定主义所倡导的就是形式合理性。为了获得形式合理性，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能不以丧失实质合理性为必要的代价。　　（二）权力制衡　　法定主义的限制机能，就是通过权力制衡，以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1.对司法权的限制。法律的明文规定成为司法权的一个明确边界，罪刑法定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罪刑法定主义对司法的限制，存在一个从绝对限制到相对限制的转变过程。也就是从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转变为相对的罪刑法定主义。　　2.对立法权的限制。一是立法范围的限制，立法者不能随心所欲地把任何一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只有那些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才能规定为犯罪。二是立法方式的限制，罪刑法定主义具有对罪状的明确性要求，不明确则无效。　　3.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相互制衡。　　（三）人权保障　　人权保障是罪刑法定主义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主要是通过罪刑法定主义实现的，正如《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是通过无罪推定原则实现的。刑法是否把人权保障放在首要位置，是法治社会刑罚与专制社会刑罚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人权保障正是罪刑法定主义的精髓之所在。　　02　　派生原则　　（一）禁止类推：严格的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主义的首要含义是禁止类推，罪刑法定主义与类推之间是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的。　　类推是一种法律适用方法，从一开始就是为弥补成文法的不足而发明出来的，它的存在使成文法成为一种开放的规则体系。民法的基本原则为类推适用提供了法律，根据类推，对民法起到补充性作用，但刑法却绝对禁止类推。罪刑法定主义之禁止类推，主要应当划清，类推与解释之间的界限。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扩张解释是从法律文本的核心语意扩大到边缘语义，并没有超出可能语义的范围。类推则已经超出可能语义的边界，是法律的续造，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前提，是一种扩大法律文本的蕴涵，填补法律漏洞的方法。　　（二）禁止习惯法：书面的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主义以成文法为前提。这里并不意味着只要有成文法就有罪刑法定主义因为罪刑法定主义是以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精神的。习惯法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不成文的社会规则，是与国家制定的正式法相对应的。习惯法在其他部门法，尤其是在民法中，可以作为国家制定法的补充，在民事司法中作为补充性的法源，但在刑法中是被排斥的。陈教授主张，我们不能将罪刑法定原则与习惯法绝对对立起来，而是要在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之下采信习惯法。也就是说，对刑法定主义之排斥习惯法，是指不得以习惯法为入罪的根据，而以习惯法作为出罪根据，罪刑法定主义是不排斥的。　　（三）禁止事后法：事先的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对一个人定罪处刑必须依据行为使生效的法律，即刑法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对于公民来说具有可预见性，从而体现法的安定性。　　禁止事后法首先是对立法权的一种限制。其次是对司法权的一种限制。现在世界各国都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我国亦不例外。　　（四）禁止不确定的刑法：确定的罪刑法定　　禁止不确定的刑法也称为刑法的明确性原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构成的要件明确，二是刑罚效果明确。　　03　　中国命运　　（一）法律文本的解读　　根据郎胜所说，我国刑法第三条前半句实际上讲的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因此，它强调的是“依法”而不是所谓的积极意义上的“应当”。因此，我国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虽然不同于其他国家，但其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即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尤其是司法机关的定罪量刑权，从而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　　（二）解释方法的辩证　　在解释法律的时候，应当以法律文本为对象，以可能的语义为界限。但是如何理解法律文本可能的语义存在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之争。二者的分歧焦点在于：能否通过实质解释，将实质上值得科处刑罚但又缺乏形式规定的行为入罪。　　形式解释论是持坚决的否定态度，但实质解释论持肯定态度。对此，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加以讨论：　　1.法律缺乏形式规定的界定。　　实质解释论主张法律缺乏形式规定的情形，到底是属于法律有规定，还是属于法律没有规定？对此实质解释论并没有给予正面回答。张明楷教授也没有正面论及形式规定与实质规定的含义，但从其相关论述中看出，其所说的缺乏形式规定是指不符合刑法的文字表述，基于成文法的局限性，而没有规定的情形。而具有实质规定的行为，是指实质上值得科处刑罚的情形。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实质解释，将虽然没有法律形式规定，但实质上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入罪，实际上是具有法律续造的性质，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抵牾显而易见。　　2.实质上制的科处刑罚的判断　　所谓实质判断，就是指实质上值得科处刑罚的判断即处罚必要性的判断。形式解释论，绝不否认实质判断的重要性，但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之间应当存在位阶性。形式解释论认为在刑法解释的时候，应当先对法律是否具有明文规定做形式判断，凡是根据形式判断排除在法律之外的行为，就不得再做实质判断，因而形式判断具有对实质判断的制约性。　　3.可能语义的认定在可能语义范围内的属于解释，而超出可能语义范围的，则此类推。刑事解释论认为，可能语义的边界是相对客观存在的，它是语义的远射程。实质解释论，虽然也承认可能语义，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可能语义的边界虚无化，使之取决于处罚必要性。　　（三）司法活动的贯彻　　我国的司法解释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制度，在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过程中，司法解释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是以制定法形式体现出来的司法规则，我国有学者将司法解释称为副法体系。目前的司法解释存在以下问题：　　1.司法解释的越权　　2.司法解释的冲突　　3.司法解释的混乱　　以上问题促使我们思考，司法解释是否属于罪刑法定主义中的“法”，这是一个法律专属性的问题。　　答案是否定的，这里的“法”明显不包括司法解释。在上述种种问题存在的情况下，法官如何进行选择呢？陈教授主张应当逐渐以判例制度取代司法解释的功能。在法律适用中存在一个找法的问题。找法实际上是解决一个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的问题。陈教授主张，找法的时候应当坚持客观解释论的立场，主要体现在：　　1.从法律文本寻找立法原意　　立法原意是司法活动的终极目标。客观解释论主张从法律文本中寻找立法原意，通过法律解释，使法律文本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动。　　2.以专业用语界定立法原意　　3.采用历史态度对待法律原意　　本文作者

2024-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