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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太普法 | 非全日制用工（临时工）合规操作指南及风险提示

　　非全日制用工（常称为"临时工"）属于一种灵活用工形式，但实务中易因操作不规范而被司法机关认定为全日制劳动关系，继而可能导致企业面临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补缴社会保险、承担经济补偿金等法律风险。为较大限度降低法律风险，建议企业严格遵循以下操作规范。　　工时管理　　严格遵守法定上限　　法律要求：　　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累计不超过24小时。该标准为法定强制性要求，超出即可能构成全日制用工。　　实操建议：　　1.实行电子考勤管理，采用钉钉、企业微信等可留存记录的考勤方式，精确记录每日工时，杜绝口头约定或手工记录等不规范做法。　　2.建立每周工时汇总与审核机制。人力资源部门应每周核查工时记录，一旦发现接近法定上限，须立即中止工作安排。　　3.合理分配工作任务，避免变相形成固定或连续性的长时间劳动。即使单日工时未超4小时，亦需严格控制周累计工时。　　协议签署　　提倡书面形式，明确法律关系　　形式要求：　　虽法律规定可订立口头协议，但为防范争议，强烈建议签署书面《非全日制用工协议》，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协议必要条款：　　1.明确约定"非全日制用工"的法律性质。　　2.规定工作内容（应具备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避免与核心岗位混同）。　　3.约定工作时间和地点（宜具有弹性，不宜设定固定班次）。　　4.明确小时工资标准，且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较低小时工资标准。　　5.明确工资结算周期（不得超过15日）。　　6.明确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　　重要风险提示：　　1.协议期限不宜过长（较长6个月）。如持续、无缝续签，存在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的显著法律风险。　　2.劳动者可与多个用人单位建立非全日制用工关系，协议中可作相应告知性约定。　　薪酬支付　　严格遵循周期要求　　1.支付标准：不得采用月薪制，必须实行小时计酬制。　　2.支付周期：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较长不得超过15日（例如可采用双周支付方式）。按月支付工资是典型全日制用工特征，绝对禁止。　　工伤保险　　强制缴纳义务　　1.法定义务：企业必须依法为非全日制员工缴纳工伤保险，否则发生工伤事故须承担全部工伤保险待遇责任。　　2.其他保险：养老、医疗等保险可依法由劳动者自行缴纳，企业可予以配合提示，但无强制缴费义务。　　管理方式　　避免呈现全日制特征　　不得执行全日制员工管理制度，包括：　　1.不设置固定上下班时间及考勤约束；　　2.不将其纳入公司全员绩效考评体系；　　3.不要求其参加全日制员工的定期会议或培训；　　4.避免发放全勤奖、年终奖等专属福利。　　证据留存　　强化合规留痕　　企业应注重收集和保存以下证据，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劳动争议：　　1.经劳动者确认的电子考勤记录与工时汇总表；　　2.书面《非全日制用工协议》；　　3.小时工资标准的支付凭证（建议备注"非全日制用工工资"）；　　4.工伤保险缴纳凭证；　　5.工作安排沟通记录。　　免责声明：本指南仅为一般性法律常识介绍，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具体用工安排请结合实际情况并咨询专业律师。　　本文作者

2025-09-12

洛太普法 | 简述保险格式条款

　　保险格式条款的规定　　保险合同条款通常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法律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简而言之，就是制定条款的一方强势提供、使用的合同条款。　　关键法条　　（一）无效（包括直接无效和不成为合同内容）　　1.直接无效　　根据《保险法》第十九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若存在“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条款，均属无效。　　2.不成为合同内容（打掉条款）　　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六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二）解释原则　　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八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当然，我们在法律实务中会遇到各种复杂问题，生搬硬套是大忌。只有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精准分析，才能制定出有效的诉讼解决方案，灵活应对，更好地解决问题，实现目标。　　本文作者

2025-09-12

洛太普法 | 税惠不容骗享虚开必受严惩 ——从莆田涉税违法案件看税收法治刚性

　　在国家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推行系列税惠政策的背景下，部分不法分子却动起歪脑筋，利用涉农税收优惠实施虚开发票违法行为。近日，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查处的一起重大案件，再次为企图通过违法手段骗取税收利益的企业和个人敲响了警钟。　　案件回顾　　犯罪团伙骗享优惠虚开发票30余亿元　　以陈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虚假注册并实际控制5户合作社，在无实际生产经营和真实业务交易的情况下，骗取享受涉农税收优惠政策。该团伙为自己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为他人虚开农产品销售发票，涉及增值税普通发票3.29万份，发票金额高达30.58亿元，造成国家税款大量流失。　　2024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将该团伙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定性为虚开。2025年4月，仙游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陈某等8名犯罪分子因犯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虚开发票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至10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共计92.5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共计343.32万元。同时，税务部门已依法对280户下游接受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的企业进行立案检查。　　法理分析　　虚开发票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或者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该犯罪团伙通过空壳合作社虚开发票，明显违反这一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本案中犯罪团伙通过虚开发票手段骗取税收优惠，属于典型偷税行为。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规定了虚开发票罪。犯罪分子同时触犯多个罪名，终受到数罪并罚的严厉惩处。　　案件启示　　守法经营才是正道　　这起案件具有多重警示意义：　　其一，税收优惠不是"唐僧肉"，违法骗享必受惩处。国家出台涉农税收优惠政策的本意是支持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任何通过虚假手段骗取税惠的行为都是对国家政策的扭曲，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其二，虚开发票违法链条上的所有环节都将承担责任。本案中不仅开票方受到惩处，280户下游受票企业也被立案检查，表明税务机关对虚开发票行为实行全链条打击，买方和卖方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其三，税收监管体系日益完善，违法空间不断压缩。随着金税四期系统的深入推进，税务机关的数据分析能力和风险识别水平大幅提升，违法行为越来越难以隐藏。　　结语　　增强法治意识，守法合规经营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法治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保障。每一位纳税人都应当自觉增强法治意识，恪守诚信原则，远离虚开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共同维护公平公正的税收秩序。　　只有合法经营，才能行稳致远；只有依法纳税，才能安心发展。此案的查处充分展现了税务部门坚决打击涉税违法行为、维护国家税收安全的决心和能力，也再次证明：税惠不容骗享，虚开必受严惩！　　本文作者

2025-09-09

洛太普法 | 数罪并罚情形下缓刑适用条件的法律分析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数罪并罚是否能够适用缓刑，是许多当事人及家属普遍关心的问题。普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一人犯数罪即必然失去适用缓刑的资格。本文将从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角度，对该问题作出专业梳理与分析。　　什么是缓刑　　缓刑，是一种刑事执行制度，而不是一种刑罚。缓刑，是指对罪行较轻的罪犯，在其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的期间内不予关押，暂缓其刑罚的执行，以促进其悔过自新的一种刑事执行制度。　　缓刑的制度价值　　1.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防止犯罪人在监禁环境中受到交叉感染；　　2.促使犯罪人在不脱离社会的情况下完成改造，减少对其家庭及社会关系的负面影响；　　3.减轻监狱系统的执行压力，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缓刑适用的法定要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适用缓刑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类条件：　　（一）刑期条件　　必须是被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此处所称刑期，是指宣告刑而非法定刑，且适用于数罪并罚时的合并执行刑期。　　（二）实质条件　　须同时符合以下四项要求：　　1.犯罪情节较轻：是指犯罪人的行为性质不严重、犯罪情节不恶劣，如果犯罪情节恶劣、性质严重，则不能适用缓刑。包括犯罪动机、手段、后果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情节；　　2.有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对于其犯罪行为能够如实陈述，认识到错误，真诚悔悟并有悔改的意愿和行为，同时积极向被害人道歉、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获取被害人的谅解等；　　3.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是指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其不会再次犯罪，如果犯罪人有可能再次侵害被害人，或者是由于生活条件、环境的影响而可能再次犯罪，比如犯罪人为常习犯等，则不能对其适用缓刑。需综合评估其主观恶性、个人经历、家庭与社会监督条件等因素；　　4.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是指对犯罪人适用缓刑不会对其所居住社区的安全、秩序和稳定带来重大不良影响，这种影响必须是重大的、现实的，具体情形由法官根据个案情况来判断。　　需强调的是，以上条件为并列关系，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三）数罪并罚适用缓刑的法律可行性　　对于数罪并罚能否适用缓刑，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然而，根据现行司法解释及相关复函，数罪并罚并非适用缓刑的法定障碍。　　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于1998年发布的《关于对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刑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能否适用缓刑问题的复函》中明确指出：　　“对于判决宣告以前犯数罪的犯罪分子，只要判决执行的刑罚为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符合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依法可以适用缓刑。”　　该复函明确传递出以下法律意见：　　第一，数罪并罚案件中缓刑适用的审查重点在于“执行刑期”是否符合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是否满足缓刑的实质性条件；　　第二，法律并未将罪数多寡作为排除缓刑适用的直接依据，而是侧重于对犯罪人社会危险性的个体化评估。　　因此，即使被告人犯有数罪，如经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期仍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且具备良好的悔罪表现、无明显再犯可能性，并取得被害方谅解或积极弥补社会损害，仍存在依法适用缓刑的空间。　　实务操作中的关键因素　　在数罪并罚案件中争取缓刑，需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1.刑期控制是前提：辩护中应着力于个罪量刑的减轻情节，争取合并执行刑期维持在三年以下；　　2.社会危害性的评估与反驳：通过提交悔罪证据、赔偿凭证、社会公益参与记录及心理评估报告等，系统性证明犯罪人不具有再犯危险性；　　3.社区矫正调查的配合：积极与司法行政机关沟通，配合完成社会调查，争取积极的评估结论；　　4.法律意见的精准撰写：在辩护意见中综合论证刑期条件与实质条件的成就，并附具相关司法解释和类案判决以增强说服力。　　结语　　数罪并罚与缓刑适用并非互斥关系。司法实践中，法院终是否宣告缓刑，仍取决于对全案情节和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全面评估。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案件，辩护人应依法积极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并围绕实质条件组织有效证据和法律论证，以实现良好的辩护效果。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学术与实务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具体案件需依据实际情况委托专业律师进行处理。　　本文作者

2025-09-05

洛太普法 | 建筑作品的法律保护：认定要件与侵害情形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与建筑设计创新的蓬勃发展，建筑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凸显重要性。作为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特殊作品，建筑作品既需要满足功能需求，也承载着审美价值与文化表达。我国《著作权法》明确将“建筑作品“纳入保护范畴，但其法律保护的核心在于界定权利边界、识别侵权行为并构建有效救济机制。本文将从法律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建筑作品的认定要件与侵害情形，为建筑创作者与权利人提供法律指引。　　建筑作品的定义与认定要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三条“建筑作品”被明确列为受保护的作品类型，指“以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形式表现的有审美意义的作品”。要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建筑作品”，需同时满足法定定义与作品构成要件，核心包括独创性“可复制性”与“审美意义”三大要素。　　（一）建筑作品的法定定义　　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建筑作品的保护客体是“以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形式表现的有审美意义的作品”。这一定义包含两层核心内涵：一是表现形式为“建筑物或构筑物”（如房屋、桥梁、塔等实体形态）；二是需具备“审美意义”，即具有艺术美感与文化表达价值，区别于仅具功能性的建筑构件（如普通民宅的标准化墙体、楼梯等）。　　（二）建筑作品的认定要件　　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建筑作品，需满足以下要件：　　1.独创性：独立创作与独特表达　　独创性是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要件，指建筑设计系作者独立思考、独立完成，且具有区别于现有作品的“独特表达”。具体而言：　　独立创作：排除抄袭、剽窃或简单复制公有领域的设计（如传统中式建筑的斗拱结构若已进入公有领域，单纯使用不构成独创性）；　　独特表达：设计中体现作者的个性化选择与创造性安排，如整体造型、外观线条、空间布局、材质搭配等具有独特艺术风格（例如悉尼歌剧院的贝壳形屋顶、广州塔的“小蛮腰“曲线造型等，均体现独创性表达）。　　需注意，独创性不要求“首创性“，即使与现有作品存在相似元素，只要整体表达具有作者独立思考的独特性，仍可认定独创性。　　2.可复制性：能以有形形式固定　　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需具备“可复制性“，即能够通过某种有形形式（如图纸、模型、实体建筑、照片、视频等）被感知、传播或固定。建筑作品的可复制性体现在：　　可通过建筑设计图、BIM模型、实体建造等形式“复制“其表达；　　可通过摄影、绘画、3D打印等方式再现其外观造型与艺术美感。　　3.审美意义：艺术美感与文化价值　　建筑作品需具备“审美意义”，即其外观造型、整体设计或局部细节具有艺术美感，能满足公众的审美需求。这一要件区分了“建筑作品”与“功能性建筑”：　　若建筑仅为满足居住、办公等实用功能（如标准化居民楼的简单方盒造型），缺乏独特艺术表达，则可能不构成建筑作品；　　若建筑通过线条、色彩、材质、空间组合等元素形成独特艺术风格（如解构主义建筑、新古典主义建筑），则具备审美意义，可纳入保护范畴。　　侵害建筑作品的主要情形　　侵害建筑作品著作权的行为，本质是未经权利人许可，实施受著作权法控制的“专有权利”（如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结合建筑作品的特殊性，常见侵害情形包括以下类型：　　（一）直接侵权：未经许可实施专有权利　　1.复制建筑作品的实体形态　　未经权利人许可，建造与他人建筑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建筑物或构筑物，是典型的直接侵权行为。判断“实质性相似”需结合建筑的整体造型、关键设计元素（如屋顶形态、立面线条、结构布局）是否构成独创性表达的重合。例如，若A建筑以“螺旋上升”的外观为核心独创性表达，B建筑未经许可建造相同螺旋造型，则可能构成复制侵权。　　2.复制建筑设计图、模型并用于建造　　建筑设计图（含施工图、效果图）、BIM模型是建筑作品的“平面表达形式”，受著作权法保护。未经许可复制设计图、模型，并用于实际建造，属于对建筑作品复制权的侵害。例如，某设计院抄袭他人建筑设计图后用于房地产项目施工，即构成侵权。　　3.改编建筑作品并构成实质性相似　　未经许可对建筑作品进行“改编”，若改编后的表达与原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可能构成侵权。改编行为包括：　　修改原建筑的局部设计（如调整屋顶坡度、变更立面材质），但整体造型、核心独创性元素仍与原作品高度重合；　　将原建筑的二维设计图转化为三维模型，或反之，若未获得权利人许可，亦可能构成改编侵权。　　4.未经许可传播建筑作品的表达　　通过信息网络（如网站、社交媒体）、出版物（如建筑图集）等渠道，未经许可传播建筑作品的设计图、实体照片、模型视频等，可能侵害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发行权“或“展览权”。例如，某网站未经许可提供知名建筑设计图的免费下载服务，或自媒体账号擅自使用他人建筑作品的高清照片进行商业宣传，均可能构成侵权。　　（二）间接侵权：帮助或引诱他人侵权　　间接侵权指行为人未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为他人侵权提供帮助或引诱，需承担连带责任。例如：　　房地产开发商明知设计图系抄袭他人建筑作品，仍委托施工单位建造；　　建筑素材网站明知用户上传的设计图未经授权，仍提供付费下载服务并从中获利。　　结语　　建筑作品是艺术与技术的融合，其法律保护不仅关乎创作者的智力成果权益，更影响城市文化多样性与建筑创新活力。明确建筑作品的认定要件、识别侵权行为类型、构建“法律+实践”的保护路径，是实现建筑作品有效保护的核心。　　本文作者

2025-09-04

洛太普法｜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嬗变与类型化审判研究

　　《常见罪名类型化——审判技能与实操指引》一书中阐明了型化审判作为司法实践的重要方法论，为律师破解类案难题提供了全新视角。与传统“非黑即白”的抽象概念划分不同，类型化思维以“核心特征+变量要素”的动态模式解构案件，既能锁定行为本质（如违法性、主观故意），又兼容个案差异（如手段、动机）。对律师而言，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案件坐标系（快速匹配法律规范）、预判裁判尺度（锚定类案量刑规律）及突破机械司法（精准论证罪名适配性）。这一思维模式要求律师在把握法律内核（如罪刑法定）的同时，保持对新型案件变种的敏锐度，通过“固定核心、弹性边界”的辩证思维，在类案迷局中开辟精准高效的法律服务路径。掌握类型化审判方法，将成为律师提升专业竞争力的关键突破点。读罢此书，与诸君共享。　　摘要　　寻衅滋事罪作为我国刑法中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罪名，自1979年刑法确立以来经历了复杂的立法演变与司法实践探索。本文系统梳理了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嬗变过程，深入分析了该罪的构成要件与司法认定标准，重点探讨了五种典型行为类型的审判规则，并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进行了全面整理。研究表明，寻衅滋事罪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口袋罪"特征也要求司法实践中必须严格把握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网络谣言等新型案件需要审慎处理。未来应当进一步完善立法，细化裁判标准，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寻衅滋事罪的立法演变与构成要件　　（一）立法嬗变的历史轨迹　　寻衅滋事罪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79年《刑法》首次规定了这一罪名，当时立法较为简单，主要针对轻微的扰乱公共秩序行为。随着社会转型与治安形势的变化，该罪的法律条文逐渐完善，对犯罪行为的界定也更加明确。值得关注的是，寻衅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这一口袋罪分解而来，这一渊源深刻影响着其后的司法适用。　　为统一司法标准，高人民法院和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释。2013年7月15日发布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该罪的认定和量刑提供了详细指导；同年9月6日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网络空间纳入规制范围；2014年《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则针对特定领域作出专门规定。这些解释性文件反映了立法者对社会治理需求的回应，也体现了该罪在维护不同领域社会秩序中的灵活应用。　　（二）犯罪构成要件解析　　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可以从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和客观方面四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在主观方面要求必须是故意，且通常具有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动机，这是区分该罪与普通伤害罪的关键要素。犯罪客体方面，通说认为本罪侵害的是单一客体即社会公共秩序，虽然部分行为可能同时侵犯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但这些并非构成本罪的必要要件。　　在客观方面，2023年修正后的《刑法》第293条明确规定了四种行为类型：一是随意殴打他人且情节恶劣；二是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且情节恶劣；三是强拿硬要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且情节严重；四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秩序严重混乱。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还特别规定了对纠集他人多次实施上述行为的加重处罚条款，体现了对团伙犯罪的严厉打击态度。　　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总体思路　　（一）罪与非罪的界限划分　　准确界定寻衅滋事罪的边界是司法实践中的首要难题。根据刑法规定，只有行为符合第293条列举的四种情形之一，才可能构成该罪。审判机关在认定时需重点考察三个方面：一是行为是否出于寻衅动机，即是否具有寻求刺激、发泄情绪等主观意图；二是行为方式是否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和挑衅性；三是行为后果是否达到"情节恶劣"或"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程度。　　司法解释对各类行为的情节严重标准作了细化规定。以随意殴打型为例，《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明确了七种"情节恶劣"的情形，包括致人轻伤、针对特殊群体、持凶器殴打等。这些量化标准为司法裁判提供了明确指引，但同时也要求法官结合具体案情进行综合判断，避免机械适用。　　（二）证据审查与事实认定　　寻衅滋事案件的证据审查应当坚持严格标准，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实践中需要重点收集和审查的证据包括：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照片和视频资料；被害人陈述和辨认笔录；目击证人证言；电子数据（如网络谣言案件的点击转发记录）；物证及辨认笔录等。特别是在网络寻衅滋事案件中，电子证据的固定和提取成为关键环节。　　事实认定方面需着重考察以下要素：行为的时间、地点和环境；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行为的起因和经过；行为的具体方式和持续时间；造成的危害后果等。以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为例，应当根据场所性质、公共活动重要性、人数规模、影响范围和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秩序严重混乱。这种全面考量有助于避免将一般纠纷或轻微违法行为不当入罪。　　五种典型行为的类型化审判规则　　（一）随意殴打行为的司法认定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在实践中与故意伤害罪容易产生混淆，区分关键在于主观动机和行为性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以下裁判规则：一是关于流氓动机，主流观点认为出于寻求精神刺激等动机是构成本罪的主观要素，但近年来也有学者主张不应过分强调此要素；二是关于场所要求，殴打行为不必发生在公共场所，在私人场所实施也可能构成本罪；三是关于"随意性"认定，不能简单理解为无故殴打，即使存在轻微事由，但从社会常理看明显不成比例的，仍可认定为随意殴打。　　典型案例显示，对于因日常琐事引发的殴打，法院通常会考察冲突原因与暴力程度的比例关系。如某案中行为人仅因他人提出建议就实施殴打，法院认定具有随意性；相反，对于他人先行辱骂引发的殴打，则多认定为事出有因。这种区分体现了刑法中的比例原则，有助于实现罚当其罪。　　（二）未成年人强索财物行为的定性　　未成年人强索财物案件在定性上存在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之争。司法解释确立了区别对待原则：对于使用轻微暴力强抢少量财物的，一般不宜定抢劫罪，符合寻衅滋事特征的可以本罪论处。认定时需重点考察两方面：一是暴力程度，对比抢劫罪通常要求的足以危及生命健康的暴力；二是财物价值，参考相关司法解释中1000元以上的数额标准。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者使用轻微暴力强索其他未成年人少量财物，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规定贯彻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但同时也要求司法机关准确把握"轻微暴力"和"少量财物"的认定标准，避免放纵犯罪或过度干预的极端。　　（三）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司法判断　　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特别是如何界定"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以下裁判规则：一是场所的公共性，必须是在车站、码头、商场等真正的公共场所；二是行为的煽动性，要求具有蔓延扩展效应，而非局部纠纷；三是后果的严重性，需综合场所性质、活动重要性、人数规模等因素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非法上访等行为是否构成本罪，实践中存在不同处理。部分法院直接认定为起哄闹事，而更合理的做法是先考察是否符合强拿硬要等其他类型，避免扩大化适用。司法解释强调，对于事出有因的表达诉求行为，即使方式不当，也不应简单认定为寻衅滋事，这体现了对公民表达权的合理保障。　　（四）网络谣言犯罪的司法适用　　网络寻衅滋事犯罪是随着互联网发展出现的新型案件，《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明确将编造、散布虚假信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纳入规制范围。认定时需把握以下要点：一是虚假信息的性质，应是对客观事实的虚假描述，且与现实生活相关；二是传播范围，需达到被大量点击、转发的程度；三是实际影响，通常表现为引发相关部门干预或影响现实秩序。　　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主要争议是如何认定网络空间的"公共场所"属性。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微博、抖音等开放性平台具有公共场所性质，而微信群、QQ群等封闭空间则需谨慎认定。同时，必须严格区分虚假信息与不当言论，避免将单纯的批评监督不当入罪，这关系到网络表达自由的边界问题。　　（五）捡拾遗失物行为的法律性质　　寻衅滋事过程中捡拾被害人遗失物的行为如何定性，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主流观点认为，此类行为通常不符合抢劫罪或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抢劫罪要求当场使用暴力取得财物，而捡拾行为缺乏这种关联性；盗窃罪要求秘密窃取他人控制的财物，而遗失物已脱离被害人控制。因此，对于价值不大的遗失物，一般作为民事侵权处理更为适宜。　　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刑法谦抑性原则，即刑法应当作为手段使用。但在具体案件中仍需综合判断：如果行为人以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放弃财物后立即捡拾，则可能构成抢劫；如果财物虽暂时脱离控制但仍在被害人视线范围内，则可能构成盗窃。这种精细区分有助于实现个案正义。　　完善寻衅滋事罪法律适用的建议　　（一）立法层面的完善建议　　当前寻衅滋事罪的立法仍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建议从以下方面完善：一是进一步明确"社会秩序"的内涵外延，特别是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衔接问题；二是细化各类行为的入罪标准，增强可操作性；三是完善与其他罪名的衔接规定，减少法条竞合现象；四是考虑增设单位犯罪规定，应对组织化寻衅滋事行为。　　针对该罪的"口袋化"倾向，立法应当坚持明确性原则，通过列举加概括的方式限定处罚范围。同时可以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如德国刑法中的"破坏公共安宁罪"、日本刑法中的"骚乱罪"等比较法资源，构建更加精细化的行为类型体系。　　（二）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规则优化　　在司法适用层面，建议重点优化以下方面：一是统一裁判标准，通过指导性案例等形式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二是强化证据规则，特别是电子数据的收集固定规范；三是完善量刑指南，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和精准化；四是加强对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司法保护。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司法机关应当避免将寻衅滋事罪作为"兜底罪名"滥用，对于边缘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同时，对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微违法行为，可以积极探索刑事和解等替代性解决机制，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结语　　寻衅滋事罪作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法律工具，其立法演变反映了我国社会治理需求的变迁，而类型化审判规则的构建则体现了刑事司法精细化的努力。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特别是网络空间带来的新挑战，应当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该罪的适用标准，平衡好秩序维护与权利保障的关系。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该罪在涉众型事件、网络暴力等新型案件中的适用边界，为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支撑。　　本文作者

2025-09-02

洛太普法 | 股东会是否享有处罚权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后，其与公司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相互之间具有独立的人格，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公司的股东会原则上无权对股东施以任何处罚。　　公司法第五十九条股东会的职权中并不包含对股东予以处罚的内容。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第二十条一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如果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了股东会有权对违反规定的股东进行处罚，并且这些规定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那么这些规定对公司和股东都具有约束力。需要注意的是必须明确规定处罚的标准和幅度。如果股东会在没有明确标准和幅度的情况下处罚股东，将被视为法定依据不足，相应的决议可能无效。　　在南京某某财务顾问有限公司的案例中，公司章程第三十六条规定了股东会有权对违反特定规定的股东进行罚款。但在公司章程中未明确记载罚款的标准及幅度，使得祝某对违反公司章程行为的后果无法做出事先预料，被认定为无效。　　综上，股东会通常无权对股东进行处罚，除非公司章程中有特别的规定。在制定公司章程时，股东应仔细考虑是否愿意赋予股东会处罚权，并确保有明确的标准和幅度来防止权力滥用。　　本文作者

2025-08-28

洛太普法 | “以赌博为业”的司法认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　　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以赌博为业”的核心内涵与　　认定标准　　“以赌博为业”是赌博罪的一种行为模式，指行为人将赌博活动作为其生活或挥霍的主要经济来源。其核心特征在于赌博活动的职业性、常业性及经济依赖性。　　（一）法律及规范性文件释义　　1.立法精神与构成要件：　　主观要件：必须具有“以营利为目的”，即意图通过赌博获取金钱、财物或其他财产性利益。纯娱乐性赌博不构成本罪。　　客观行为：实施“以赌博为业”的行为。区别于“聚众赌博”，“以赌博为业”着重于行为人个体对赌博活动的持续性依赖。　　2.“以赌博为业”的权威解释：　　《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严格查禁赌博活动的通知》（已废止但观点仍具有参考价值）第三条第一款：“对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者，或者以赌博为生活或主要经济来源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赌博案件两个问题的电话答复》已废止但观点仍具参考价值）：“《通知》中指出的‘以赌博为生活或主要经济来源者’既包括没有正式职业和其他正当收入而以赌博为生的人，也包括那些虽然有职业或其他收入而其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来自于赌博活动的人。”并明确，“对于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生活或主要经济来源的……不论其输赢，均应依法处理。”　　《公安部关于严格依法办事，执行政策，深入开展除“六害”斗争的通知》第五条第一款：“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的赌头、以赌博为业的赌棍，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该规定将以赌博为业的打击对象明确界定为“赌棍”，即以赌博为常业，以赌博所得为其生活或者挥霍主要来源之人。　　《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开展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2005年）：“对以营利为目的以赌博为业的，无论其是否实际营利，也应以赌博罪追究刑事责任。”此规定明确了构罪不以实际获利为必要条件。　　（二）权威学理观点　　1.刘静坤《刑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第764页）：　　“‘以赌博为业’是指以从事赌博活动的收益为主要经济收入，或者经常性从事赌博活动获益，包括职业赌徒和兼职赌徒。”此观点强调了赌博收益在经济来源中的核心地位及行为的经常性。　　2.何帆《刑法注释书》（第二版，第855页）：　　“‘以赌博为业的’，是指以赌博为常业，即以赌博所得为其生活或者挥霍的主要来源的行为。以赌博为生活或主要经济来源既包括没有正式职业和其他正当收入而以赌博为生的人，也包括那些虽然有职业或其他收入，但其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来自于赌博活动的人。”此观点与前述司法文件解释一脉相承。　　3.张明楷《刑法学》（第六版，第1415页）：　　“以赌博为业，即将赌博作为职业或者兼业。”此定义精炼地概括了行为的职业属性。　　（三）司法实践中的综合认定标准　　综合法律规定、司法解释沿革及学理观点，司法实践中认定“以赌博为业”通常考察以下核心要素，行为人符合以下情形之一，即存在被认定的高度可能性：　　1.无正当职业型：行为人无固定职业或无其他正当、稳定收入来源，且主要依赖赌博所得维持生活或进行挥霍。此为典型的“赌棍”形态。　　2.有业不就型：行为人虽有正当职业或谋生途径，但在持续较长时间内（实践中常以半年以上为重要参考）放弃或不履行本职工作，专职从事赌博活动。此情形体现赌博已取代正当职业成为其生活重心。　　3.收入倒挂型：行为人虽有正当职业并参与本职工作，但在持续较长时间内频繁参与赌博活动，且其赌博活动涉及的赌资数额及（可能的）收益显著超过其合法劳动收入，成为其生活或挥霍的主要经济支撑。此情形关键在于赌博收益在经济来源中的主导地位。　　4.屡教不改型：行为人长期、反复参与赌博活动，虽单次行为可能未达犯罪程度，但曾因赌博多次（如三次以上）受到公安机关行政处罚，之后仍继续实施赌博行为，综合其行为频率、持续时间、赌资规模及经济依赖程度，可认定其具有常业性。　　（四）实务审查要点（尤其针对“有正当职业”情形）　　对于辩方主张行为人有正当职业的情形，司法机关会着重从以下角度进行审查认定：　　1.时间维度（行为的持续性、经常性）：　　考察行为人参与赌博活动的持续时间长短。　　考察赌博活动的频繁程度（如每周/每月参与次数）。　　此维度旨在证明赌博已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或占据主导地位。　　2.金额维度（经济依赖程度）：　　考察行为人参与赌博的赌资规模（单次及累计）。　　对比其正当职业收入与赌博活动涉及的输赢金额（或收益）。　　关键在于证明赌博输赢金额显著、持续地超过其正当收入，足以支撑其成为“生活或挥霍的主要来源”。仅偶尔参与大额赌博，但主要生活来源仍靠正当工作的，通常难以认定。　　结论与刑辩要点　　1.“以赌博为业”的核心在于“常业性”与“经济依赖性”，即赌博活动具有职业或准职业属性，且构成行为人生活或挥霍的主要经济基础。　　2.认定标准具有综合性，需结合行为人的职业状况、赌博活动的持续时间、频率、赌资规模、赌博收益（或预期收益）与其正当收入的比例关系、是否因赌博屡受处罚等因素综合判断。“连续半年以上”和“超过合法收入”是实践中重要的量化参考指标，但非绝对刚性标准，需结合全案证据把握实质。　　3.“以营利为目的”是主观要件，但可通过客观行为（如高频率、大额赌资、无正当收入来源或收入倒挂等）推定。　　4.构罪不以实际获利为必要条件，只要符合“以赌博为业”的客观行为模式和主观目的，即使终输钱，亦可能构成犯罪。　　本文作者

2025-08-27

洛太党建 | 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 洛太党支部组织观看《731》主题活动

　　在“九一八”事变94周年的特殊时期，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进一步激发全体人员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感，9月19日，中共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支部委员会精心组织了一场意义非凡的观影《731》主题活动，律所全体人员踊跃参与，共同走进那段沉痛的历史。　　电影《731》以真实历史为蓝本，深刻揭露了侵华日军731部队在中国东北犯下的反人类暴行。影片中，当地小贩王永章等无辜百姓被强行抓入“特设监狱”，日军以虚假承诺欺骗他们，使其遭受冻伤实验、毒气实验、活体解剖等惨无人道的折磨。零下30摄氏度的室外，受害者被绑着肢体逐渐坏死，而日军研究人员却身着厚实军服冷漠记录“数据”；实验室内，被注入鼠疫、霍乱等致命病菌的人们痛苦挣扎……这些场景让大家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无不被影片中呈现的残忍画面和历史真相所震撼，深刻认识到和平的来之不易，以及那段历史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沉重伤害。　　观影结束后，律所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党员律师们纷纷表示，此次观影是一次极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洗礼。作为党员，更应铭记历史，警钟长鸣，将对历史的铭记转化为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社会的法治建设和公平正义贡献力量。而律所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感慨万千，他们提到，作为法律工作者，虽身处和平年代，但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任，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用法律的武器捍卫正义，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洛太党支部将以此次观影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持续开展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党员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社会的法治建设和公平正义贡献洛太力量。同时，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影院，观看这部电影，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共同守护人类的尊严和正义。

2025-09-19

洛太沙龙 | 栗倚龙律师拆解律师智能化工具，以技术赋能法律实务

　　当“信息网络时代”的讨论逐渐远去，“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已深度渗透法律行业实务场景的每一个角落。曾经依赖传统知识积累的执业模式，愈发难以应对海量法规检索、复杂案例分析与高效文书处理的现实需求。面对技术浪潮下“被取代”的焦虑，是被动观望，还是主动拥抱？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用一场干货满满的沙龙活动，给出了清晰答案。　　9月16日晚，洛太律所周二沙龙活动第十六期（总第105期）如期举行，本次活动由陈晨律师主持，律所合伙人、知识产权部主任栗倚龙律师以“律师常用智能化辅助工具分享”为主题，带领在场同仁开启了一场“技术赋能法律”的深度探索之旅。作为所内深耕“法律+技术”融合领域的先行者，栗倚龙律师凭借丰富的实务经验，深刻洞悉智能化工具对提升律师执业效率的核心价值，此次分享也围绕律师工作全流程展开，为同仁们带来了具实操性的“技术指南”。　　不同于常规的工具罗列，栗倚龙律师将分享重点放在“功能解析+场景适配”上，系统拆解了8大类、数十款高频智能化辅助工具，把抽象的技术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直接应用的实务方法。更具价值的是，他结合自身办案经历，公开了多套“工具组合使用技巧”——以类案检索为例，先用得理法搜快速生成专业类案报告，再通过豆包优化文书语言表述，随后用WPS完成格式校对与细节调整，借助NAS系统同步至团队共享空间，形成“检索-分析-创作-管理”的全流程高效闭环。这种“实战导向”的分享方式，让在场律师纷纷拿起手机记录关键操作，不少人还结合自身实务中遇到的工具使用难题主动提问，现场互动氛围热烈，知识交流的火花不断迸发。　　“智能化不是要取代律师，而是让律师摆脱重复劳动，更专注于法律专业价值的创造。”分享结尾，栗倚龙律师的这句话，精准点明了本次沙龙的核心主旨。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法律行业的竞争早已超越单一的专业能力比拼，升级为“专业+技术”综合实力的较量。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始终以“赋能律师成长”为目标，通过周二沙龙等系列常态化学习活动，持续为律师引入前沿行业理念与实用技术工具，帮助大家跳出“被技术挤压”的焦虑，以积极姿态拥抱行业变革。　　本次沙龙虽已落下帷幕，但洛太律所探索“技术赋能法律”的脚步从未停歇。未来，律所将继续聚焦律师实务需求，推出更多贴近执业场景的分享活动，与全体律师共同成长，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始终保持专业竞争力，为客户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202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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